盛鹏优配没结婚证就不能领育儿补贴，合理吗？

作者｜康有华

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

近日，有网友反映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被深圳卫健委告知无法领取育儿补贴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该网友质疑称，根据广东省现行规定，非婚生育已可正常办理生育登记并享受生育保险待遇，为何在育儿补贴申领环节却遭遇限制？

这一情况，与国家卫健委此前明确的"育儿补贴申领只需提供婴幼儿身份及抚养关系证明"的政策导向存在明显差异。虽然最终实施细则仍需等待全国及各地的统一部署，但该事件所折射出的婚姻与生育权分离、非婚生子女权益保障等深层次社会问题，已引发公众的热烈讨论。

该事件中热议的育儿补贴政策，正是近期国务院发布的《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》。根据该方案，育儿补贴对象为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生育的 3 周岁以下婴幼儿，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 3600 元，至其年满 3 周岁。

这一政策，也是我国在人口压力下出台的最新生育支持措施。其预期通过普惠性、直接性的现金发放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，并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，从而发挥鼓励生育、改善民生的积极作用。

育儿补贴等一系列新政策，体现了我国的计划生育从抑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转向，进一步落实了国家对生育、家庭和儿童权益等所应承担的保护义务，是促进人民福祉、保障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要之举。

然而盛鹏优配，政策的好意若要成为人民权利的真正实现，仍需要防止执行实施过程中的扭曲和误解。当前育儿补贴发放可能存在的差别对待乃至歧视，必须通过法律专业的分析加以消除。

就此而言，该事件中核心的问题在于婚姻能否作为对生育以及儿童权利的限制。

婚姻并非生育权保护的前提

生育作为妇女的自然禀赋，毫无疑问应受到法律保护。而国家对妇女生育权的保护，并非以婚姻为前提条件，这尤其体现在我国宪法第 48 条："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。"婚姻保护，则另行规定于宪法第 49 条。

即便不能完全将男性对生育的参与排除在外，生育过程的进行及其负担也主要由妇女作为个体承受，国家因而必须最大程度地尊重妇女对于生育的自主决定权，并为妇女的生育选择提供充分的保护。

如果我们聚集于生育本身，更会意识到生育的过程和结果与婚姻并无实质关联。婚姻与否，既无法减轻妇女生育期间的痛苦，也不会改变子女诞生的结果。将婚姻作为生育的前提，会压制妇女对生育的自主选择，有悖于宪法对妇女生育权的保护要求。

在如今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引导下盛鹏优配，婚姻与生育的解绑也更鲜明地体现在最近几年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中。如四川省 2023 年新发布的《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》，就不再以结婚作为办理生育登记的前提，保障未婚妇女平等享有生育保险等社会福利，其自公布以来即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。

深圳卫健委所在地广东省 2022 年新发布的《生育登记管理办法》，同样也取消了生育登记与婚姻的捆绑；向深圳卫健委提出质疑的网友，更是指出其本人此前已经完成生育登记并享受了生育保险和津贴。

在此情况下，若将结婚登记作为育儿补贴申领的必要条件，不仅构成对妇女生育权的不当限制，也与当前生育政策发展方向相悖，存在违法增设社会保障获取条件的嫌疑。

社会观念中对未婚生育可能冲击既有婚姻关系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，这种忧虑源于对传统家庭伦理的维护和对社会稳定的考量。

然而，我们也不应将这种担忧情绪化地夸大，甚至将其作为限制妇女生育权的理由。未婚生育不能与出轨、背叛家庭等反面事例简单划上等号，现实中的许多伴侣即便相互忠诚也可能选择不进入婚姻关系。

非婚生育现象的增加，更多反映了个人选择权的扩展和社会包容度的提升，而非对婚姻制度的否定。维系婚姻关系内伴侣之间的彼此忠诚，已远远超出育儿补贴和生育政策的射程范围，更是生育权所不能承受之重。

非婚生子女的平等保护

结婚登记不应作为育儿补贴申领的前置条件，其根本依据在于宪法和法律对非婚生子女的平等保护。我国宪法确立了儿童保护原则和平等原则，明确禁止基于家庭出身的歧视；民法典第 1071 条更明文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，这一消除对非婚生子女歧视的立法范例，甚至可追溯至 1950 年的婚姻法第 15 条。

上述规定，从根本上否定了以父母婚姻状况作为儿童权益保障标准的合法性。